1027年，状元及第的王尧臣，在汴梁（今开封）街头骑马夸官，荣耀无比，在万众瞩目中，这个来自应天府（今商丘）虞城官宦世家的年轻人，怀着忧天下之心，在漫长的仕途中勤勉恭谨，最终成为“廊庙之器”。

“救民疾于一方，分国忧于千里。”踏上仕途的王尧臣始终记得范仲淹老师的这句话，他也是这样做的。

那一年，光州闹灾荒，老百姓食不果腹，流寇聚众横行乡里。在集贤院过着清闲机关日子的王尧臣被朝廷下派到了光州。朝廷给他下了死命令，那就是杀光所有的贼寇。王尧臣并没有这样做，他立即上书宋仁宗，在奏疏中指出贼寇的出现是因灾荒而起，不可苛责，朝廷应赈济安抚灾民，以稳定社会大局。他的诚恳得到仁宗皇帝的批准，因此，黎民百姓免于流离饿毙，社会秩序逐渐好转。

王尧臣始终坚持“民本”思想，他提出“推见财利，出入盈缩”的主张，以减轻农民负担，量入为出，化解财政危机。仁宗景佑年间，王尧臣出任户部郎中代三司使，宦官张永和向朝廷建议增加京城民房费的十分之三用于扩充军费，度支副使林潍因为惧怕张永和，也随声附和，附会其说。王尧臣毅然奏明朝廷，认为张永和的建议是“衰世之事”，会引起民众动乱，不利于国家稳定。王尧臣的奏请得到朝廷认可，林潍随即被罢官。

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，这是一些古代官员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，但王尧臣不是这样的人。

公元1041年，宋军与西夏兵在好水川一带交战，宋军大败，大将任福等战死。主帅、陕西招讨副使韩琦、范仲淹分别受到降职处分，韩琦降知秦州，范仲淹降知庆州。

在其他朝臣的冷眼沉默中，王尧臣立马对这样的处罚表达不满，他上书仁宗皇帝，指出：“韩、范二人，皆忠义智勇之臣，不该闲置散地。”仁宗不听。第二年，西夏众兵进攻葛怀敏守卫的泾原路，宋军大败，损失近万人，关中震恐。范仲淹主动带兵从庆州出击，西夏军遁走。仁宗接纳了王尧臣的意见重新启用韩琦、范仲淹，授予两人陕西招讨使军职，并将招讨使的官署设在泾州，增兵3万重点把守泾原路。仁宗又派王尧臣为泾原路安抚使，主管当地的民事和军事，配合招讨使对西夏作战。王尧臣仗义执言，据理力争，为大宋王朝挽回了巨大损失。

古代官员是非常重视“圈子”的，连宗、拜门、拜把等都成为他们结党营私的手段。王尧臣却是个从不徇私的人。

1046年殿试结束后，江西新余人刘敞的卷子得到了考官们的一致赞赏，被公认为状元的不二人选。主考官定好名次后，正准备给皇上送去，这是作为考官之一的王尧臣却提出了反对意见。

王尧臣为什么要跟刘敞过不去呢？其实两个人并没有仇，反而是关系很好的表兄弟，正因为是表兄弟，王尧臣才提出来不让刘敞当状元，因为两人有亲戚关系，外面的人肯定会认为这里面有内幕。王尧臣一生正直坦荡，绝不能因为这件事给朝廷抹黑，于是就力阻刘敞当状元。

主考官没同意，说：“这个名次是我们大家一起评出来的，而且事先也不知道是谁的卷子，更不知道你跟他的关系，所以你也没必要避嫌。”

但王尧臣死活坚持要把刘敞换掉，认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，而是关系到这项制度的公正性、严肃性，更关系到国家的公信力。在他的坚持下，刘敞屈居了那年的榜眼。

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的朝代，王尧臣作为一介书生，却是一个文能安邦、武能靖边不可多出的俊杰。

1040年，西夏王元昊领兵侵犯大宋边境。危急关头，朝廷任命王尧臣为陕西体量安抚使。始终关注边关情况的王尧臣，以战略性高度向朝廷分析民心和战争的关系问题，提出减免关中民众两年租赋，以调动民力同心御敌的建议。

王尧臣到达陕西后，认真巡察了西北要塞及宋军驻军状况，又仔细分析了西夏军的特点，总结出西夏军和宋军的优劣态势，结合边境地理状况，根据布防需要适量增减攻守人员，创立了“诱敌深入、以逸待劳”的作战技术，此外，王尧臣还很重视发掘荐举将帅人才，他向仁宗皇帝推荐的20多位充任的边将，都在戍边中建功立业。

王尧臣的成长之路跟他在学生时代所形成心忧天下胸怀，刻苦务实的精神密不可分，而习近平主席最近提出“以人民为中心的忧乐观”，为我们广大党员干部“忧乐”思想指明了方向。